汛期有惊无险的过去了，走水路奔小康的战略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正如雨后天晴，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她光芒万丈，朝气蓬勃，普照着安澜大地，好像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她的前进。
春花也因暴风雨的洗礼，而格外精神抖擞，飒爽英姿。汛期因抢险受伤的突出事迹，使她的形象更趋完美，如今善于作秀的春花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群众对春花的赞美声更是一波高于一波。
在贾省长多次关怀下，淮洪市委对春花的工作非常满意，逐渐加大对春花的注意力和培养力，一些表扬之词接踵而至。春花犹如一颗政治新星在群星灿烂的天空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张致宇和刘正峰的矛盾却不断加深激化，已严重影响了安澜县的正常工作，对安澜县领导班子的调整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不仅仅是安澜县两巨头的交锋，而且是一场特殊的较量，更是一次生死决斗。这是一次看不见战线的战斗，这是一次没有战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当然也是一场没有是与非，没有正确与错误的争斗，但是他们谁也逃脱不了“官场从来无是非，胜者为王败者寇”规律的支配。
市委经过充分酝酿和反复斟酌，在征求贾省长的意见后，对安澜县领导班子作了一次调整。决定刘正峰县长调离安澜，任淮洪市档案局长，免去余佑本县委常委、副县长的职务，任安澜县人民政协主席。
刘正峰和余佑本都到市里接受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谈话，48岁的刘正峰，正值年富力强，精力过人，经验丰富，才思敏捷，意气奋发之时。哪里能接受组织这样的安排呢！他有太多的感概，太多的委曲，太多的无助和不满，他甚至是愤怒、怨恨、懊恼和沮丧。结果和市领导大吵了一仗，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万般无奈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余佑本虽然口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组织安排，但内心却难以接受，到了政协不就是意味政治生命的结束吗？从此离开了政治和权力的中心了吗？官与权是一对孪生子，有官就得有权，权力就像海洛因一样，吸引着无数的官吏，一旦上瘾就无法自拔。权力又像唐僧肉，为了获得它人们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官员一旦无权，就像破庙里的泥菩萨，相信你给你烧香，不相信你，就是一堆废泥。唯一使余佑本聊以自慰的是，到了政协毕竟官升一级，好歹做了“主持”，虽没有大权，也还有小权。
刘正峰是烈士子女，解放前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其父是忠厚老实的农民。有一年因遭水灾，农田几乎颗粒无收，母亲生病，万般无奈之中，以来年还二担的条件，向地主借了一担小米，这才勉强渡过了冬春两季。可是第二年还粮时，因粮食的质量与地主发生了争吵，结果打了起来。那地主家人哪里是刘正峰父亲的对手，结果被打伤了。这地主人家被打伤了，当然不让了，就告到乡公所，乡公所来人把刘正峰的父亲带走痛打了一顿，并关了起来。后来是刘家卖了田地，托人花钱才把刘正峰的父亲赎了出来。刘正峰的父亲出来后，一看土地也没了，无比的气愤，一怒之下，夜里到地主家放了火，当夜风势强劲，火借风势把地主家烧的精光。
刘正峰的父亲放火后，连夜逃离家乡，投奔了当地游击队，后进入新四军。在部队因苦大仇深，打仗特别勇敢，不久就当了连长。在一次攻打车桥镇的战斗中，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久攻不下，激起了团长的愤怒，随即命令身边的警卫员，去代替他指挥战斗。于是这名警卫员跑到前沿，看到战斗惨烈的现状，又因平时与刘连长感情甚笃，不好意思直接传达团长的命令，而是比较婉转的说：“刘连长，团长命令你必须尽快拿下，要不然，我就要那个啦！”刘连长看团长的警卫员手提着枪，很严肃的样子，误解为，再拿不下阵地团长就要枪毙他。于是他想到反正是一死，咬着牙硬着头皮，带着战士又一次冲了上去，敌人的据点终于被攻了下来，遗憾的是刘连长在这次战斗中却英勇的牺牲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正峰因是革命烈士子女，受到了党和政府多方照顾，是党和人民把他培养成大学生，加之他勤奋好学表现优秀，毕业后分配在政府机关工作。
他深知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他的今天。他的学费、生活费用都是政府支付的，因而学习认真，成绩优异。
在**的多年教育下，他对党忠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艰苦朴素，工作勤奋，善待百姓，说话直爽，乐与助人，深受党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
的确，没有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他就不可能大学毕业，也不可能当上一县之长。可惜的是他没有充分认清形势，没能做到与时俱进，还是以朴素的情感，传统的观念看待事物，还有自来红，根子正吃老本的思想。岂不知，这一套早已过时，阶级斗争的观念，唯成份论的思想早已不复存在。
这次工作的调整，对他来说冠冕堂皇的是工作需要，其实质是一次新旧观念的较量，是一次阳光操作和月光活动的竞争，是一次人治与法制的碰撞，更是一次唯上和唯实的争斗。
他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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