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在很多时候都是极其脆弱的，稍有不慎便会失去其土地，而很多时候依旧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再次成为大地主阶级的佃户或是奴隶。
由于汉初地主阶级的不甚发达，在文景时号称『无兼并之害』，所以汉初的政治结构很扁平简单，高高在上的皇权是其灵魂，一切帝国事件均以之为中心，官僚系统是上层与下层联结的纽带，无数的小自耕农为国家提供的劳役和租税。
而这样的结构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不管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危害到整个体系的稳定。
首先便是要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没有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国家便没有了衣食之源，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就会迅速丧失……
其次又要求官吏必须具备一定的忠诚，不能阳奉阴违，更不能贪腐堕落，否则原本归于国家的赋税便会大量流失……
最后还必须各地郡县不能有强大的地方力量，否则就会像是当下一样，皇权根本就等于是零，天子刘协的什么诏令，还不如斐潜曹操之流放个屁来得更响亮……
而这三个方面，是原本大汉律法无发解决的。
受限于历史的眼光，很多大汉的律法，甚至之后的一些封建王朝的律法，都让斐潜感觉像是有些手疼锯手，脚疼剁脚，脑袋疼……
嗯，包扎起来别让其他人看到……
汉初的经济水准，能和发展之后的相提并论么？随着大汉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大幅增加，不管是民众还是官吏，对于生活品质都有更高的需求，适当的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调整变革，才是王道。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应该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但是很遗憾，汉景帝虽然在『七国之乱』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超高的政治手段，但是在治理民生政务上还是略有欠缺。
重农轻商的理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之中较为广泛应用的经济思想，便是在汉景帝时期，逐渐成熟，并且带着先天的残疾成长起来。因为这个理论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技术生产，虽然可以在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可以暂时性的增加一些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所以基本上被后世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华夏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关键是打压了『商』，便连带着祸殃池鱼，将『工』也一并扫落，只剩下『农』一息尚存，自然就不是『士』的对手，然后『士』就可以想玩什么花样就玩什么花样，想摆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了。
这到底是算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斐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恶劣的情形一再出现，宛城就是一个位于山东士族前沿的试点窗口。
从这一次的荆州之战当中看出，不管是荆州的士族集团，还是豫州那一边的士族体系，对于斐潜的接纳程度都不是非常高，这些人更多的还是习惯在原本的圈子里面转悠，不愿意走出来看一看。
而想要让这些人组团到关中去参观访问，显然不太现实，所以宛城便是一个极好的用来展示的窗口……
商业方面上因为各地诸侯都对于粮草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以至于原本粮草的交易如今几乎是下降到了冰点，但是其余方面的物资倒是没有多少影响，尤其是士族子弟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依旧是在大量的销售。
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
斐潜在关中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的听闻有商户商队的人在抱怨，说从关中往外贩卖的东西有很多，不管是带什么东西出去几乎都可以销售，但是想要从山东往关中走，却没有什么商品好携带的，有时候不得不带上一些咸鱼醋布等等低价值的商品，只能赚个路上的开销钱，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斐潜意识到这代表着山东士族的财富在向关中聚集的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商贸模式不可能长久……
买卖，有卖有买才能算是生意，山东士族持续被抽血，迟早会反应过来，虽然说斐潜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并且多方面的传播只有关中出产的才是正品，增加了各类奢侈品的防伪标识，还在市坊当中传言说某某人因为买了仿制品而被什么人嘲笑等等，但是如果这种贸易模式持续下去，那么山东士族总有一天会付不起钱。
所以将棉花苜蓿等低附加值的商品，转移一部分到山东去，使得山东士族也可以有一些商品用来交换，就可以持续小刀子割肉，而不会让这些士族因为剧烈疼痛而有过多的反应。
这就是二百里不驻兵，宛城的重要商业使命。
『山民且随某来……』
当斐潜带着庞山民转到了屏风之后，庞山民才突然发现在在自家屏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大木桌，而在木桌之上，便是模拟着山川河流的一个硕大的沙盘……
『这……这是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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