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蝈蝈”一起去往保山的，还有陈华。<“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搭档了。”
陈华归队的申请立即得到上级批准，保山支队侦察队的原来的队长已升任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需要至少有一个“主官”负责队里的工作。归队命令下达后，陈华立即归心似箭地赶回了保山，他已经有小半年没有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蝈蝈”需要办的手续要多一些，不过仍然启程在即。我是铁了心要跟他去保山的，“蝈蝈”当然也不反对。“蝈蝈”只是要求我，不要与他同行，以免刺激他的母亲谢晓兰。我问他“你真的要带着妈妈一起去保山吗？”
“蝈蝈”笑笑“带着妈妈去打仗……还有老婆……就差孩子了。古今中外，不都是这样吗？军营在哪里，家就在那里。”
我的鼻头微微酸了一下。
“蝈蝈”叮嘱我，他到保山稍事安顿，就通知我。很奇怪，这一次，我没有那种他将一去不返的担忧，只是微微有些怅然，大约是因为，守着反对我们交往的妈妈，我们的婚事愈发遥遥无期吧？
我在昆明的这个“家”呢？没什么可留恋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分别告诉我的小老板老爸和广场舞老妈，我要离开昆明去外地工作了。我甚至懒得告诉他们我的去向，只是含混地说边疆，他们对我似乎也无话可说；我告诉李浩，我在保山找了个男朋友，我要去保山跟我的男朋友结婚。这个消息让李浩有些惊愕，他试图打探我的“男朋友”的身份和背景，我当然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能感觉到，电话那端，他挺失望的。
我原想跟那几个经常请我做文案的老板也打打电话，想想也就算了，反正，如果有“活”，他们也愿意找我做，只要有手机、有网络，他们一定能找到我……给小型广告公司做“文案”，基本上已经成了我的职业，电视宣传片、形象片、网络小视频、户外广告，各种文案的活我都接，一个文案，少则几百块钱，多则三千、五千，有时候，跟我合作的广告公司去参加招投标或者“谈项目”的时候，邀请我与他们同去，其实是拿我做“花瓶”，以我年轻女性的形象、气质为他们“加分”，我也去，无非就是坐那儿，得体地微笑着，谈完事，老板会给我封个小红包，少则四百、五百，多则八百、一千。有两家小公司的老板，主动提出要“聘请”我，到他们的小公司上班，薪酬条件也算公道，但是都被我委婉地拒绝了。
与广告公司合作，会接触到模特经纪公司，有个经纪公司的老板愿意免费送我去培训，回来后跟他的公司签约，走秀或者拍平面广告什么的，年薪20万人民币以上，被我断然拒绝；期间，还有摄影师私下约我做模特，拍写真，去巴厘岛、去迪拜，食宿交通全由摄影师负责，另外每天付我5千元人民币报酬，当然，拍摄的“尺度”要够大，而且照片的版权全归摄影师所有。我哈哈大笑，这种生意，说白了，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卖”呗。很多年前，我还在北京做“小姐”时，就有不止一个人跟我谈过这种“生意”，那时候我就当个笑话听，现在，我会把自己“卖”得那么贱么？
算下来，从缅北归来的这三个多月，我挣了将近两万块钱，够我一个人花的了。我想，保山的房租比昆明应该便宜很多，只要定期不定期地接一些文案活，我完全能养活我自己。
“蝈蝈”去到保山边防支队报到之后，部队在支队大院里给他安排了一套住房，老旧的平房。那房子后来我悄悄去看过，红砖墙，灰色的水泥屋顶，油漆已经斑驳的窗棂，灰蒙蒙的窗玻璃。一字排开的3间房子，居中一间算是客厅，左、右各有一个卧室，门前竟然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一颗不大的树，树不长，枝繁叶茂，巴掌大的绿叶迎风摇曳。陈华告诉我，那是某种大叶榕树，也有人说，那就是菩提树。
那两个卧室，“蝈蝈”和谢晓兰各住一间。不久之后，侦察队的兄弟们从边境村寨带回来一个14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名叫何能香，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大家都叫她“阿香”。
阿香是那种“派出所孤儿”。2018年公安边防部队退出现役之前，沿边地区的村寨都设有边防派出所。阿香5岁那年，父亲失踪，派出所掌握的情况是，她的父亲偷渡到境外，为贩毒武装做雇佣军士兵，很可能在混战中被打死了。父亲失踪之后，母亲很快也消失，应该是去了南方的城市打工。小阿香由爷爷、奶奶抚养，阿香7岁时，爷爷、奶奶相继去世，阿香成了彻底的“孤儿”，从此成为派出所的“救助对象”，全靠一茬一茬的派出所民警捐钱捐物，才勉强念完小学。之后，阿香说什么也不肯念了，想要外出打工，派出所的民警们坚决不同意，只好将她收留在派出所，让她在厨房里打打下手，管她吃，管她住，每个月给她百十块钱零花。
阿香性格温和，话不多，见了穿军装的就叫叔叔，甜甜地笑，人也非常勤快，做饭洗碗洒扫庭除，脏活累活抢着干，派出所的干警们都很喜欢她。阿香自己说，长到18岁，她就要去当兵，也当边防武警。干警们说，现在当兵，要有高中学历，你不上学，怎么当兵？说起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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