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问过的问题。
“听闻京兆府司仓参军刘晏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当众抗辩陈尚书的新政，令陈尚书愤而离席；京畿道监察御史颜真卿，左拾遗李华等人亦上疏力驳新政。”
如今既已知“李先生”便是李琅，郑天南自然不能像上次那般以‘不得而知’简单敷衍，但他也只敢说一些市井有所流传的事儿，背景更深的朝堂角逐却是依旧不想跟李琅谈起。
更何况，更深的利益权斗郑天南也不甚清楚，见李琅对陈希烈的新政十分不满，郑天南索性表明自己的立场，免得双方愈加陷入对立的尴尬，
“以北伐契丹的名义加赋并非德政，郑某认为应该另想办法筹措军粮方为妥当。”
“典载，丰年征收地税置办义仓，义仓储粮以备凶年，如今适逢灾年，按制，应该把义仓的地税填补上去缓解百姓的困窘，这是不是一个老办法？”
李琅在后世看过的历史书上记载，大唐的地税是由前隋的义仓纳粮演变而来，开元十三年，天宝皇帝还下诏曰：“元率地税，以置义仓，本防俭年，赈给百姓”。
郑天南苦笑道：
“地税现已并入租调。在每丁纳租二石的租调之后，又加上每丁“亩纳二升”的固定地税，同为正税，已无区别，因此早在开元年间，宜寿县义仓就已经形同虚设，不具备防灾能力。”
皇帝所谓的“赈给百姓”，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幌子罢了，目的是奔着国家财政去的，大唐立国至今，税赋只有巧立名目地变相增加，并将苛捐杂税正规化，绝不会减少，
“郑某为官多年，看到籍册上的课户和课口在逐年减少，就拿宜寿县来说吧，免课户在总户数中三占其一；不课口比例更高，在总人数中三占其二，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攀升；
也就是说，一大半的人不用缴赋纳征，朝廷越来越重的赋役却全部压在那些越来越少的课户和课口身上。
李将军对郑某有义，郑某就不见外地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田园耕种的日子将会很困窘，日后也许还会越来越艰辛，李将军如有他途可觅，最好不要投身田舍。”
跟所有唐人一样，郑天南也不认同李琅弃官不做的“傻愣”行为，话里话外暗劝李琅不要种田……李琅人太年轻，又没有家世的扶持，行事难免一时意气，郑天南觉得还是应该劝劝李琅别做傻事，想学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也得先看看是否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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