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helli;&helli;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顾的、付诸牺牲的、背弃不要的&helli;&helli;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划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陽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故事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桌面，满心不快似地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隔桌对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壁虱！”说着，鼠不胜厌恶似地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满脸财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地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尊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沙哈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酒吧的主人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也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真那样？”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helli;&helli;你说是为什么？”
“这——”
“没有必要嘛！当然喽，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对吧？”
“啊。”
“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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